【法制网】中国近现代法学界的“异数” ———《费青文集》序言

法大同事白晟博士在编辑完成《潘汉典法学文集》后，一鼓作气，接着编辑《费青文集》，并叮嘱我为后者作序。尽管一直很忙，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了。我之所以答应这件事，主要是因为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费青先生在1952年参与筹建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随后担任学院的二级教授、副教务长，为这所大学的初创以及新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直至1957年他英年早逝。他是法大的先贤。二是费青先生是一位国际私法专家。1934年，他参加清华大学第二届庚款留美公费考试，考取了总共录取20名之中仅录取1名的国际私法专业，后转赴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研习国际私法。学成归国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东吴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和研究国际私法。他是我的学界前辈。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和国际私法学人，向读者介绍费青先生和推介《费青文集》，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坦率地说，在写序之前，我对费青先生的了解非常有限，仅限于上述这些。为了便于我写序，白晟博士将《费青文集》的初稿及相关资料用电子邮件发给了我，供我参考。利用暑假，我翻阅了文集初稿及相关资料，引发了我不少感慨，时有“惊艳”的感觉。中国政法大学考研、法大考研、政大考研 法通法硕 法硕考研

像费青先生这一辈的法学家，他们在世时我曾接触过几位，主要是向他们讨教，比如，我的导师韩德培先生，还有李浩培先生、王铁崖先生等。就他们的人品、学识和成就而言，说他们这一辈法学家是中国近现代法学界的“异数”，当不为过。看了费青先生的著述和生平资料，可以说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这个印象。在我看来，他们中有一些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的共同特点：

饱经风霜阅历丰富

他们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又游学中外，任教于国内多所大学，时代风起云涌，个人大起大落，一生跌宕多姿，事迹可圈可点。

学养深厚学贯中西中国政法大学考研、法大考研、政大考研 法通法硕 法硕考研

他们所在的家庭不算十分富裕，但都能供他们求学，有诗书传家传统，因此，他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学基础扎实。后又因其聪颖好学，在全国学子激烈的竞争中考取公费留学海外，在国外大学受到系统的法学教育，大多懂几门外语，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尤其是对其法治有深刻的理解，西学功底坚实。

不限一隅涉猎甚广中国政法大学考研、法大考研、政大考研 法通法硕 法硕考研

他们既是法学某一领域的专家、权威，又是学术大家或杂家。比如，费青先生的研究和著述，不仅涉及法学，而且还涉及时政、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领域。即使在法学领域，他也没有囿于国际私法，在法哲学、国际公法、宪法等领域也有贡献。至于教学，其涉足的领域就更广了，他先后在不同的大学教授过国际私法、国际公法、罗马法、英美法、法理学、民法、诉讼实务等课程，甚至还教过哲学概论、社会发展史这样的课程。

关心时政热心公益

他们所处的时代多为战乱、动乱或变革的时代，社会、国家和世界不断在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他们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而是关心时政，热心公益，以读书人的良知和学识，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鼓与呼。费青先生在东吴大学读书期间就积极参与学生会的活动，曾作为江苏省的学生代表秘密到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州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中国政法大学考研、法大考研、政大考研 法通法硕 法硕考研

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费青先生代表西南联大教授会办理诉讼事宜，还发表了洋洋洒洒的檄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北京发生“沈崇事件”后，费青先生也是北大处理这一案件的法律顾问委员会成员，还在北大教授的集体抗议书上签了名，后又与其他北大教授一道签名发表了《保障人权宣言》。还要提到的是，费青先生在大学为教，因从小落下支气管哮喘病，身体并不是一直很好，但他先后出任过东吴大学法学院副教务长、法律系主任、教务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律系主任，北京政法学院副教务长等校内公益性职务，为法学教育的赓续辛勤耕耘、呕心沥血，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与时俱进良知未泯

面对“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读书人有过犹豫，有过彷徨，有过摇摆，也有过激动。孙中山先生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读书人在这样的大变局面前能无动于衷吗？显然不可能。从费青先生他们这一辈法学家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他们的著述，或有时而不章；他们的言行，或有时而可商。但我们看到，他们始终恪守了做人的道德底线，坚守了读书人的良知和理性，敢讲真话、实话，讲真心话而不讲假话。在当下，这正是我们后辈应该学习和传承的。中国政法大学考研、法大考研、政大考研 法通法硕 法硕考研

最后应该肯定的是，白晟博士摒弃功利，历时数年编辑《潘汉典法学文集》和《费青文集》，精神可嘉，成效可赞，难能可贵。这不仅是为法大做的一件有价值的学术工作，也是为中国法学界所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据我所知，《潘汉典法学文集》出版后深受法学界同道赞赏和好评，故《费青文集》付之梨枣，值得期待。我们需要未来，但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了解过去，会以为我们超过了前人。其实，我们有可能在重复走前人走过的路，甚至没有达到他们曾经达到的高度。如果有时间，或者在没有时间时挤出点儿时间，我建议读者翻翻类似《费青文集》这样的书，看看费青先生这一辈法学家走过的路，考究一下他们的所思、所言、所为，或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感悟。